从金融层面讲，土流转至少涉及了三个问题：
第一，土地是否可作为各种债务的抵押品。比如说，土地使用权是否可以作为抵押贷款或其他债务的抵押品？当土地可以作为各种债务抵押品时，就可以进行价值评定，农民的积累就可以得到承认。
　　第二，既然土地使用权归于农民，那么农民可以把土地使用权作为入股的根据。
　　第三，无论是债务还是入股，都有定价问题。既然流转中包含着有价的交易，那么就会有一个市场可参照的定价根据。在制度的层面，市场机制在逐步形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现，有利于在农民资金融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意味着债权的保障程度得到提高，市场空间得以拓展。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仍存不足。首先是总量不足，金融工具单一，农业保险面窄量小。其次是从制度性缺陷看，准入过严。参照现代商业银行监管模式，监管要求偏高。还有就是，当前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对商业性金融机构支农没有系统规定；农业保险缺乏规范。最后就是，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早已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多种方式流转，十七届三中全会又再次强调了土地承包权的流转问题。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有利于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充分实现农民对承包土地各项权益。虽然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流转，但是不包括抵押。而即使法律上允许农地可以抵押，相当一部分农民是不愿抵押的，因为怕失去土地，而金融机构也要看抵押物能否处置、变现，由于农民承包土地只能用作农业，不能改变用途，目前还难以处置变现，金融机构也不愿接受农地作为抵押物。
　　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健全，可能会扩大土地流转规模，但目前来讲，对解决农民担保难问题还不可能有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影响。但间接地看，随着土地流转市场的完善，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得以发展，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可能相对更容易获得贷款支持，因为金融机构为较大规模的客户提供服务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
　　在维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长久不变前提下，可以通过适当流转方式将土地向专业种养大户集中、通过土地入股参与股份合作组织等方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同时，还会有多种形式的农户联合和合作，比如，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订单联结机制等，金融机构可以利用这些组织化的联合机制，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降低农村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风险，从而扩大农村金融覆盖面，也将促进土地进一步的流转、农户进一步合作、农业进一步组织化。

土地流转有利于促进农民获得财产性增收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zhi院长罗必良教授指出，土地流转的本质，就是推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必然会引发其他要素市场包括农村资本市场的发育。 　　罗必良认为，土地流转能够有效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激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经营提供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构建和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机制，可以使农民更充分地参与分享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果，显化集体土地资产价值，促进农民获得财产性增收。 　　“土地流转将开启城乡一体化的新路径。”罗必良认为，一方面通过适当的集中与合理的土地置换，可以避免农村居民点过于分散的住房方式所造成的土地浪费，推进新农村建设并化解耕地红线失守的尴尬；另一方面“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有利于提高农民非农转移的稳定性，从而有利于弱化城乡二元体制并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此外，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是农村金融服务严重滞后，而宅基地及其建筑物的流转和抵押，无疑会有力推进农村金融及农村土地的资本化与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