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被上楼”已经叫停很长时间了，但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过，甚至在一些公开的会议上，还时常能够听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

支持者的理由是，农民上楼以后居住环境得到改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过去吃池塘水或是井水，现在用上了自来水；过去居住分散安全没保障，现在住到小区里，有保安、有小广场、有卫生室，还有体育锻炼设施，“农民生活和城里人没两样”。他们还特别强调土地经过成片治理以后，耕地面积扩大了，生产条件改善了，特别是兴修了水利设施，基本上可以旱涝保收，便于机械化生产，实现了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业产出率。持这种观点者多为地方领导。

不能说他们讲的没有道理，但不少地方积极驱赶农民上楼的深层次动因是什么，因为不便摆到台面上，他们自己是不会说出来的。那就是农民上楼以后，旧村庄被推倒了，农民的宅基地被他们拿走了，“多出来”的土地被换成“地票”，拿到城边上，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可以轻松地赚取巨额差价，不但解决了财政亏空，还可以用来建设城市，马路越修越宽，大楼越建越高，“让城市漂亮起来”。这比在城边上低价“收储”农民土地，要“高明”得多，要容易得多。

“谁都无权剥夺农民的财产权。”反对赶农民上楼者，为什么要大声疾呼，因为他们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的是保护农民的财产权，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怀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觉得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民的财产不应该被掠夺。

笔者在多年以前对安徽肥西县官亭镇农民上楼工程做过调研。这个镇在合肥城的西边，离城区只有二十多公里，但农民的生活与城市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在一个自然村，农民住在低矮潮湿的小屋里，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池塘，塘水浑浊不堪。他们每天大清早起来，用水桶挑水，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水缸。村里的路还是土路，一到下雨下雪，泥烂路滑，孩子们出村上学都很艰难。治安状况更是糟糕，农民介绍说，夜里小蟊贼骑着摩托车进村，专偷鸡鸭鹅，说是偷其实就是抢，农民听到声响不敢反抗，只好在屋里敲洗脸盆。

笔者当时也对该村农民的宅基地情况进行过调查，大约每户占地一亩多。当年“学大寨”的时候，为了鼓励农民种树，提出过“庄前屋后，谁栽谁有。”应该说农民除了宅基地，还有房屋和树木。绿荫下的村庄垃圾遍地、杂草丛生。有一个农户举家到广州打工，已经多年没有回来过，木门上的铁锁锈迹斑斑，门前长出的野草有半人高。村庄的凋敝令人吃惊。

农民的宅基地固然是农民的财产，但除了房基以外，基本上被长期闲置，并没有充分发挥土地的功能，也没有给农民带来财产收益。加之，农民渴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我想这应该就是农民“被上楼”时，勉强同意和政府“签合同”的理由吧。

现在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农民的宅基地，以及宅基地上的附着物，也就是如何对待农民的财产权。农民“被上楼”关键是“被”，农民是否被动，首先取决于农民是否愿意放弃宅基地，其次是政府给予补偿的多少。坦率地说，笔者并不反对农民上楼，也不认为农民住楼就一定会不习惯。今天城市里的许多人都来自农村，也没听说多少人不习惯住楼。似乎也不能说农民住在平房里，就是田园风光，住到楼房里就不是了。正好相反，笔者非常愿意看到农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看到宅基地经过整理以后，得到复垦，扩大耕种面积，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新的保障。问题在于，我们的地方政府不能掠夺农民的财产，更不能昧着良心把从农民那里拿来的财富，大搞形象工程，装点自己的“政绩”。

笔者有一个想法，地方政府可否在帮助农民改善居住条件的过程中，把农民的宅基地丈量出来，经过综合整理之后，作为承包地还给农民耕种？也可以鼓励大户流转，实现集约经营，但一定要让农民手里攥一个“小本子”，证明那是他的财产，让农民年年都有收益。对宅基地上的附着物，要确保农民有处置权。

当然，这样做需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银，更需要拿出对农民的真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