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河南省固始县掀起盖楼热潮时，孟祥萌（音）却千方百计阻拦施工。

在固始县郊区的六里棚村，孟祥萌家门口挂起了一个条幅，上面写着：宪法规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他解释道：“这是为了警告他们别惹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年)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但中国的农民并不直接拥有土地，土地是村里集体所有的，并长期出租给农民。事实上，当地官员控制着村庄和土地。

随着中国加速城市化进程，农民希望增加对土地的控制权，分享财富成果，这让他们站在了当地政府的对立面。有人警告称，这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对峙，给共产党的统治带来挑战。

农村政策专家陈锡文表示，找到一个既能让农村城镇化、又能避免因土地流转而发生冲突的办法，是中国领导层面临的主要挑战。

陈锡文今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如果只需要解决农业效率问题，办法有的是，也很简单，拆村庄、把农民挤到城里，农业效率一定会提高，但由此所引发社会矛盾的危害可能远远大于农业效率提高带来的益处。

多年来，孟祥萌和其他农民一直就土地问题与当地官员和开发商较劲。

“五年前这里都是农田，都是好地，”孟祥萌说，“开发商把我们所有土地都占了。我们以前有自己的地，但现在什麽都没有了。”

自2004年起在固始县党委书记位上任职四年的郭永昌对农民在新中国发展进程中的角色有着自己的清晰看法。

他在2005年接受一家杂志采访时说：“问题在于是农民让土地升值还是政府让土地升值？答案肯定是政府，土地在农民手里几千年也没有升值。是因为政府搞城市化，土地才升值的。”

威胁社会稳定

土地征用和房产拆迁是中国农民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社科院指出，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已从2006年的约6万起增至2007年的8万起左右。中国政府尚未发布最新数据。

在多数情况下，最初只是少数人对土地征用、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及薪酬太低提出抗议。但部分事件滚雪球似地演变为数千名群众参与的暴力对抗。

固始县农民王结云（音）这样评价当地官员：“他们根本无视中央政府。他们通过出售农民土地挣钱。这里没有工厂，所以他们就像地主一样收租。”

他还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身上的伤疤，那是他在4月份与土地开发商一方发生冲突时留下的。

固始县农民失去土地和房屋时会获得赔偿金，而且现在赔偿金额似乎比过去丰厚一些。许多失地农民称，每亩土地赔偿金为1.25万至1.5万元，但不少人表示从未收到全款。多数家庭都有几亩地。

许多村民说，赔偿金水平不能反映土地价值，也不够用来购置新房，特别是在不断扩张的城区置业。

40岁的农民杨纪云（音）说：“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钱买房盖房。”她表示，自己去年曾参与组织抗议开发商的活动。

《经济学家》信息部（EIU）驻北京研究员林德康（Duncan Innes-Ker）指出，地方官员十分害怕农民的维权活动，因为他们的升官前景与维护当地政治稳定的能力密切相关。

“不过从历史上看，政府以额外补贴收买大多数抗议者、同时逮捕领头人的策略非常成功，阻止了此类活动演变成更大范围的威胁，”他说。

根据村民介绍以及村民支持者在网上发布的报导，固始县的抗议者已用木材和铁丝建起路障，还发动年长者与儿童在路旁哭诉请愿，阻挠开放商的脚步。

杨纪云称：“我们只是在行使政府规定的权利。我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工作，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