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仆人为政之道
发表于:2011-01-05 09:27
2009年9月17 日,河北法制报记者张天尧,新浪网记者刘俸君联合署名在《我要正义网》上发表了《谁在给富小水撑腰壮胆欺压百姓?》的文章。不过三天的时间,仅《我要正义网》的该文阅读次数就高达7830次。同时,《中国反腐周刊》、《网易论坛》、《中国正义反腐网》、《河北新闻网》、《河北人家社区》、《莲池论坛》、《巨人财经》等近20家网站给于转帖。
文章的大概内容是揭露2008年以来,雄县雄州镇北营村的党支部书记富小水在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孙增儒,雄州镇党委书记崔爱国的支持下,打着“新农村建设”和“旧城改造”的名义,雇佣社会恶势力,强行推倒村民住宅,故意毁坏村民财务,肆意打伤村民李克良、无辜者徐雅鹏。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富小水顾用的大手们还打伤了于1953年入党的张书芹和1966年入党的钱志信夫妇二人。
作为有着33年党龄的网民,看了河北法制报记者张天尧,新浪网记者刘俸君的文章后,首先为他们二位的正义感折腰,其次是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内混有雄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孙增儒,雄州镇党委书记崔爱国,北营村党支部书记富小水这样不称职的党员而感到汗颜。
文章发表于共和国华诞前夕,读后发人深省。然而,近日,余从雄县雄州镇北营村的朋友那里了解到,张书芹和钱志信夫妇二人的问题以及李克良、徐雅鹏的问题仍然如石沉大海。
网民介石乃一介草民,与雄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孙增儒相比,没有孙氏官大(孙增儒曾对记者直言:“我干了八年的组织部长,什么事都遇见过,记者,不能任免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与雄州镇党委书记崔爱国相比,没有崔氏钱多(崔氏曾告诫当事人的妹妹:“我有八千万的家产,你们把我告倒了,我正好回家做买卖。”),与北营村党支部书记富小水相比,没有富氏的胆量大(朗朗乾坤,作为共产党的村党支部书记,竟敢毫无顾忌地去雇佣社会恶势力,强行推倒村民住宅,故意毁坏村民财务,肆意打伤村民)。但余有着一颗孙增儒、崔爱国、富小水所没有的良心,有着孙增儒、崔爱国、富小水所不具备的法律意识
为此,余斗胆给孙增儒、崔爱国、富小水说几句该如何做官做人。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买红薯。”做官不干事,你这个官就没用,就得腾位置。我们常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是什么?就是仆人,人民公用的仆人。仆人是干什么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铺床叠被、端茶倒水、洗衣做饭、净堂扫院,什么事都得干,就是把主人伺候得舒舒服服。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就是要尽心尽力地去为人民办事,办生产中的事、生活中的事、人民群众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事。
敢问孙增儒、崔爱国,二位贵为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你们的衣食父母张书芹、钱志信、李克良、徐雅鹏被肆意打伤,财务被肆意毁坏,二位何时能给他们一个公道?假如二位的父母、同胞兄弟受到如此非礼待遇,不知有何感想!
发展是第一要务,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雄县的“新农村建设”和“旧城改造”为的是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这是人民的所思所盼。
但发展的必须前提是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生活安逸,假如老百姓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睡不好,衣食住行,诸多不遂心,就没有社会和谐可言。然而,在大兴“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二位却怂恿听任富小水雇佣社会恶势力,搞“新农村建设”和“旧城改造”开发。
打几个人,扒几间民房,这些在二位看似小事的琐碎事,然对你们的衣食父母张书芹、钱志信、李克良、徐雅鹏来说,可是天大的事。民以食为天,吃饱穿暖,把日子过好,这是广大人民最基本的需求。勤政干事,就要干老百姓关心的事、需要的事,干现实生活中老百姓急需帮助解决的事,使人民能过上安稳日子。
孙增儒曾给一位记者说:“我是组织部长,富小水打人的事归公安局管。”此言差也!组织部长是管干部人事的,公安局的干部任命作为组织部长那一个都得由您钦点圈定。再说,作为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的您是北营村的包村干部,您和雄州镇党委书记崔爱国,对富小水雇佣社会恶势力搞“新农村建设”和“旧城改造”,有着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二位恕余直言,你们的行为是倦政,就是懒于政事,说白了就是不干事。不干事不是简单地指上班点卯撞钟,无所事事,更主要的是指不负责任,不解决问题,不触动矛盾,大权揽在手,就是不发令,别人想干也干不成。当领导的,不能怕作难,不能怕矛盾,不能怕吃苦,也不能怕受累。干事没有不吃苦的,没有不作难的。
雄县民间盛传,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孙增儒正在跃跃欲试,谋求雄县人民政府的县长职位。为此,余想提醒孙增儒部长,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干部想位置、争位置、保位置,可以说是处心积虑,精于算计,十分舍得下功夫,而对干事却不上心、不下力。看见难事躲着走,遇到矛盾绕着走,一心想当官,还想当个太平官,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都耽误在不干事上,把大好的机遇错过了,把大好的时光浪费了,把人民的事业也给耽误了。拿着俸禄不干事,长期下去是会误大事的。
在这里余还需要给孙增儒部长和崔爱国书记提出另一个问题,倦政也包含整天忙忙碌碌而不干正事。我们有些同志,余不能简单地说他不干事,整天也是早出晚归,夜以继日,腿不停地跑,手不停地写,嘴也不停地讲,辛辛苦苦,热热闹闹,但干的事情离人民很远,离实际很远,在十分认真地搞形式,典型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用群众的话来说,这样的事干了还不如不干,宁肯让你们歇着,拿着工资薪水,也别没事找事瞎折腾。所以,勤政,要勤于正事。什么是正事,什么不是正事,道理标准很简单:凡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事,都是正事,有违的、不利的、不实际的,都不是正事。正事就多干快干,否则,就少干不干。
社会有公德,家庭有美德,公民有道德,各行各业还有职业道德,这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撑。为官的一定要有官德,也就是为政之德。古人讲,“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心、修身是最基本的。我们党历来重视从思想上建党,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强调法制,但决不能因此轻视思想道德修养。思想道德不端正,法制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二位仔细想想,非常短暂,能够过得有意义些、清静些、坦然些、自由些、安稳些,比什么都好。自己给自己套上名缰利锁,苦苦挣扎,到头来身败名裂,烟消云散,何苦呢?从政之德,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公正,二是清廉。大家看戏、看电影、看电视剧,凡是有升堂审案的场景,布景上都有一块匾额,上写“公正廉明”或“清正廉明”四个大字。尽管剧中可能是昏官、贪官,但堂上这四个字是不可少的。老百姓看干部其实很简单,就是看你干事不干事,处事公不公,自身净不净。不干事,老百姓要跟着你受穷;处事不公,老百姓会心里有气;自身不净,就会风气败坏,贪腐横行。所以,公正清廉是为政的大德。公正清廉,就是要依法办事、依规办事、依政策办事,带着对人民深厚的感情办事,而不是凭金钱办事、凭亲疏办事、凭交情办事。说到底,就是世界观的改造问题。当干部的,就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对共产党的干部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正确看待权力,正确看待名利,走好自己的人生路,走好自己的从政路。
余想提醒二位的是,要谨慎从政,小心从政。政治很复杂,政务很繁杂,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是有限的,有许多东西我们不了解、不熟悉,还要去处理,当然会难。最好的办法就是虚心学习,集思广益,依靠集体之力、众人之智来解决。我们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其深刻的道理也在这里。领导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什么工作最难?千难万难,莫过于人的工作最难。只要把人的工作做好了,事业就成功了一半。领导,顾名思义,就是带领和引导。带领引导谁?说到底还是人,就是要把人带领好、引导好。世有百态,人有百情,把人组织好、管理好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改朝换代,政权更迭,都是最终在人的问题上出了问题。干事、公正、廉洁,就能把人带领好,人民就会拥护、赞同、信得过,说的话就会有人听,做出的决策就会有人办。领导需要权力,但一定要谨慎行使权力,绝不能一朝权在手,乱把令来行,绝不能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那一套。掌权者应时时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千万不可忘乎所以、妄自尊大。我们有许多问题出在不谨慎上,也就是盲目决策上。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比贪污腐败要大得多、多得多,而且还难以清理,贻误后代。我们说敢于决策,但必须善于决策、科学决策。这个决策是基于大量的调查研究、认准了的前提下来决定的。果断和武断只是一字之差,要果断而不要武断。主见和主观也是一字之差,要有主见,但绝不能主观。有主见、敢果断,看其表是雷厉风行、敢作敢为,透其质是十分谨慎、百倍小心。地位越高,权力越大,越要小心,越要格外谨慎。如果涉及大的利益调整,就更要慎重,搞得不好会出乱子。现在社会矛盾很多,各种利益关系都在重新调整之中,改革进入了攻坚克难的阶段,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一定要慎之又慎。
慎政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慎重处理已经出现的各类社会矛盾。我们党反复讲一个观点,就是要把各类矛盾解决在初发之时,处置在萌芽状态,不要把事件演变为案件,不要让个别事件酿成群体事件。我们是在和平条件下执政,解决社会矛盾不宜采取过于激烈和强硬的手段,而要用民主法制、说服教育的办法去解决。现在许多问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警惕、不重视而逐步演变造成的。一些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认真追溯,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如果早发现、早处理、早采取措施,就不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包括一些事故,也多是不认真、不负责、不小心、不谨慎造成的。党中央反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就是告诫我们守成很难,执政不易,不可一日懈怠,不可粗心大意,一定要见微知著,防患未然,谨慎从政,少犯些错误,千万不要大意失荆州。
行文至此,余有一事百思不得其解,敢问二位,雄县为何一个政府两样政策?今年9月17 日,河北法制报记者张天尧,新浪网记者刘俸君联合署名在《我要正义网》上发表的《谁在给富小水撑腰壮胆欺压百姓?》的文章里,受害人三家,为何仅解决了李纯佑一家的问题,而不解决钱志信和李克良的问题呢?原因何在?
据说孙部长颇有几分学者风度,很有些儒雅之气,办公室挂着“言必信,行必果”的条幅,余希望孙部长您能够“吾日三省吾身”,对钱志信和李克良早日践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
二位恕余多言,言辞不当之处在所难免。祝二位秋安!官运亨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