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安全面临新抉择
发表于:2011-02-28 09:52
2010年是气候干旱多发的一年,包括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在内的粮食主产国灾害严重,对粮食产量造成一定影响。国际粮食价格也开始逼近2008年“粮食危机”时的高位,引发全球市场的普遍担忧。新一轮的粮食危机苗头渐显。
同样灾害天气也影响到了中国。自2010年10月以来,河南、山东、河北等北方八省出现了60年一遇的大旱,连续4个多月未有有效降水,旱情超过了2010年的50年一遇标准。截至2月9日,北方八省冬小麦受旱面积达到1.1595亿亩,占八省冬小麦种植面积的42.4%。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温家宝总理在2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中国在粮食连续7年增产后,“盲目乐观情绪有所滋长,麻痹懈怠倾向有所抬头”,对困难和挑战估计不足。
事实上,我国粮食生产在创造七连增奇迹的背后,也暴露出了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我国农业生产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进入“十二五”这些问题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一些矛盾也要进行抉择了。
土地之争:要耕地还是要财政
近日,审议《发展改革委关于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家粮食安全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时透露,保护耕地的压力不断增大,中国耕地面积约为18.26亿亩,比1997年的19.49亿亩减少1.23亿亩。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在房地产开发、城区改造和各类园区建设中,仍然存在着占用耕地、城郊菜地甚至基本农田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也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九五”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十五”时期,城镇化速度平均每年提高1.35个百分点,“十一五”的前四年,平均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
城镇化自然需要占用土地。在这段时期,我国有限的耕地被不断征用。在某些地方土地甚至成了地方政府提高GDP的工具。“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对土地的需求持续上升,各地区为了追求更快的发展,更多的GDP,往往会加大对土地的工业化需求,开发各种工业园区,以及占用更多的土地完善基础设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旅游等产业等。”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高博轩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1月7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透露,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同比增加70.4%,实际土地出让面积42.8万公顷,同比增加105%。到“十二五”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土地和矿产资源需求将持续上升,供需矛盾将再次被加大。“保耕地”与“保发展”两难局面和双重压力日益突出。
高博轩建议,要解决城市高速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不需要总把眼光盯在有限的耕地上。政府可以提高城市开发用地的使用效率,坚持土地节约型的城市发展战略,在科学合理用地的引导下加快旧城改造。同时,逐步开放土地市场,通过市场化的土地交易,提高市场地价,从而提高征地门槛,降低农地非农化的速度和规模。
环境之争:要数量还是要质量
耕地的问题不仅在于数量在减少,质量也在下降。经常发生的农药残留事件、前段时间刚揭露的大米重金属污染事件都已经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我国大多数农业生产者都期望以最小的耕地面积来谋取最大的增产,化肥、农药及外源激素被长期大量使用。日积月累下来,农作物、土壤及地下水体留下大量残存。土壤已经承受不起掠夺式的耕耘,逐步开始老化。农作物种植也开始失去对有害病虫、菌的抵抗力。所以农作物在种植过程中各种障碍不断出现,农作物品质、产量每况愈下,使农业生产经营造成严重萎缩。”计世资讯副总经理郭畅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环保部的数据显示,早在2006年全国受污染的耕地就已达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
在土壤污染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我国仍然在“涸泽而渔”。从2009年起,我国全面实施粮食增产1000亿斤的战略规划。“如果仅仅是简单地把单季稻改为双季稻,使用的化肥和农药的量无疑会有大幅度的提高,所付出的生态代价也就更大了,对整个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肯定会造成负面影响。”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生态经济与环境研究室研究员于法稳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最新的非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被污染土壤已经占到了全部耕地总面积的1/5。于法稳建议,长久以来,我国耕地每年春耕都是用农家肥,土壤的肥力至今依然保持得很好,根本没有必要使用大量化肥。国家应该加大配方施肥工作的进展,做到有针对性地施肥。不仅可以避免土壤污染,也更有效地提高土壤肥力。同时,我国粮食增产要转向依靠良种和更先进的机耕技术,不能再采取简单的粗放式增长方式。
大小之争:要政绩还是要实惠
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让我国粮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近5年来,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达1000亿斤左右,为粮食总产的10%。究其原因就是,农田水利设施历史欠账严重。
据水利部的数据,我国每年农业缺水达300亿立方米以上;大部分农田水利工程运行时间长,老化失修严重,目前,434个大型灌区骨干工程的完好率不足50%,高标准的旱涝保收田比重偏低,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所占比重为48%。
虽然2011年的一号文件直指水利建设,强令各地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但这些资金又有多少可以落实在欠账最多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上还没有定论。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中的大小之争由来已久。每年中央财政划拨的千亿元水利资金,大部分都被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上。而真正能够解决农田灌溉问题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往往被选择性地忽略。
“地方政府只对能够发电等有经济收益的水库和能表现出政绩的大江大河的治理比较热心。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则是典型的投资大、见效慢的项目,显然难以勾起地方政府的兴趣。他们甚至还常常把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挪作他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今年的一号文件并没有针对这一问题拿出有效方案。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就曾质疑,一号文件中提及的水利建设范围很宽泛,地方政府会更乐于理解成要将资金继续投向大江大河治理以及城市水系景观美化等形象工程上,因为这些项目更容易体现在政绩上。“但这就违背了一号文件‘还小水利欠账’的初衷了。”
因此,在今后出台的实施细则上,政府一定要擦亮眼睛把资金切实落在实事上。社会各界也要起到监督作用。
粮价之争:顾市民还是顾农民
耕地和基础设施问题日显的同时,劳动力也出现了问题。
为了降低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低粮价策略。这就导致了我国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太低使农民不愿意生产粮食。原本精耕细作的耕种方式也就荡然无存了,变成了粗放式生产。
“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主体:农民出现了大问题,目前的各种价格信号与制度约束使农民不愿意进行更多的粮食生产,大量年轻劳动力流出农村。”郑风田说。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1.53亿人,本地非农就业0.89亿人。
农民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粮食生产比较利益太低,新的工农剪刀差,即:种粮收入与种植经济作物收入、外出打工收入与种粮收入愈拉愈大。
一位东北的农民人大代表曾算过一笔账:1976年以前:每斤玉米的收购价为0.08元,当时工资40元左右。到2008年,玉米提价到0.8元-0.9元,提高了11倍左右;而城里人工资已经达1300至1400元,至少提高了30倍以上。
这些因素对进一步稳定和发展粮食生产造成不利影响,种粮比较效益低使农民“抛荒”不种粮或者粗放种粮,能种三季的只种一季,使粮食供应愈来愈严重。
但如果改变目前的低粮价战略,又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以及城市低收入居民的不满。
“国家没有必要过于担心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就以每人每月吃200斤粮食计算,把现在的粮食每斤提高2毛钱,每人每月也不过多支出几十块钱。但对于农民来说,有了这个涨幅可以获得不菲的收入。”
党国英认为,既能提高农民收入,又能维系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关键在于,控制住中间流通环节,不能让其随粮价上涨而上涨。
渠道之争:要进口还是要自足
保持95%的粮食自给率一直是我国的骄傲。但这种傲气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值得思考。
自2010年开始的旱情究竟对我国粮食生产造成多大影响的预判还没有出炉,国际市场就开始大肆炒作中国粮食缺口。
近日,外媒报道称,全球食品价格的上涨几乎不需要更多理由支持。但有传言称,由于收成欠佳,中国今年可能不得不增加小麦进口,这令市场变得更加紧张。2月份,小麦价格触及约两年半高点。
2月23日,渣打银行发布研究报告也称,中国玉米库存已经处于历史偏低的水平,可能大量进口玉米。渣打银行分析师援引美国农业部的数据称,中国2010-2011种植季玉米储量与消费量之间的比率为37%,远低于1993-2003年期间93%的平均比率。
虽然说炒作中国需求有一些非经济因素存在,但中国粮食进口大增是无可反驳的事实。中国2010年进口玉米157万吨,为2009年的19倍。小麦进口量为120万吨,增幅为36%。美国农业部数据也显示,2010年中国进口了175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18.09 1.01%],占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15.1%,我国首次成为全球进口美国农产品最多的国家。
而且,这个趋势还将持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中国粮食净进口量将由1997年的416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976万吨和2020年的2224万吨,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中国粮食进口增速如此之快,确实让外国担忧不已。中国在国际市场的任何动作都很可能会引来一连串的反应。粮食价格也会因此而迅速高企。中国粮食一旦出现缺口,想从国际市场购进,势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所幸的是,在粮食安全到底依靠自给还是进口的问题上,政府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中国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发文称,国际市场粮食供求呈偏紧态势,依靠大量进口来解决国内粮食问题显然不现实,因此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经这样评价中国的粮食安全。虽然说我国还没有亲身感受到粮食危机的切身之痛,但如果没有危机感、没有紧迫感,这一天会来得更早更快。因为这一天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粮食安全将会是‘十二五’面临的最大挑战。诸多的矛盾政府要尽快做出抉择。”郑风田如此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