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鼓励自由竞争的体制会带来效率，但是也会产生两极分化，产生不公平；福利政策意在保障公平，却可能造成“养懒汉”的结果，损害效率。这是现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但是在我国，分配不公很大程度上却并非因为鼓励效率的政策所引致的，我国分配体制的问题主要不是存在于初次分配领域，也不是存在于再分配领域，虽然在这两个领域都存在着各种问题，但关键问题在于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措施。

中国人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但是对于什么是“不均”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公平感觉。一个人靠自己的能力和勤劳而获得财富，其他人并不会感到不公平，人们并不反对通过公平竞争所带来的结果的不均等，比如跑得最快的人得金牌，球技最好的人得冠军，等等。人们往往是对于起点的不公正以及过程的不公正充满愤怒。在我国，引起人们分配不公感的因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的问题。我国在1990年代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转制，意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利用国企转制的制度缝隙，把国有资产变为个人资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转制的过程中，国企出现了“两极分化”，劣质国企关停并转，优质国企继续垄断资源保持，更加优势的地位。国企的员工也出现了“两极分化”，有的人下岗失业，成为转制过程中的利益受害者，有的人则继续在国企里享受着“铁饭碗”。近几年来，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这更多地体现在“质”上，而非“量”上，存留下来的优质国企越来越体现出其背倚政府的优越性。无论是国企的管理层还是普通员工，其收入都远远高于从事类似工作的在其他行业工作的人，这也造成了实际上的同工不同酬，比如同样是司机，大国企的司机的收入可能是一个小民营公司的司机收入的数倍。还有一些领域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但也从事经济活动，获取垄断利益，比如新闻出版业，原先都属于事业编制，却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国有企业的本意是国民所有，但是国民并没有直接获得国企的红利，而是国企的工作人员享受了更多的益处。

第二，与国企相对应的是民间经济的问题。由于中国的政府还承担着过多的经济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民间经济的空间。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球员，这造成了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于受到技术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制约，小型民营企业目前主要是微利的盈利模式。在实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之后，一些政府应提供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转嫁给了企业。小企业融资和贷款困难，而大企业通过上市等渠道融了资却花不出去。民营企业理应成为解决中国未来就业问题的主要出口，目前却生存艰难。

第三，并非所有民间经济都不灵光，与土地流转和矿产资源等相关的资源垄断型行业却在牟取着暴利，当然这里也有许多国有企业。我国的土地和矿产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但是近些年来土地使用权、矿产开采权都可以部分进入市场领域。对此政府掌握着审批权，具体来讲是某些官员掌握着审批权，这造就了寻租空间。目前房价高已经令民怨沸腾。其实土地的一级市场价格并不高，但二级市场的价格却很高，到了购房者手里折合的价格就更高了。有关系的人拿到资源不断转手、炒卖，最终都是普通购房者埋单。在我国的富豪排行榜上，房地产商占了大部分。同样是在房地产行业，能够直接拿到地的人、开发商、建筑商、售楼员、建筑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巨大。还有一些政策所造就的垄断行业，比如出租车业，有的地方规定必须成立出租车公司，能成立这种公司的人往往很有背景，他们收取所谓的“份钱”，而出租车司机成了现代的黄包车夫。

第四，过多的二次交费（税）。由于政府目前的财政预算的公开性不够，民主监督力度也不够，公共财政不能更好地用于公共服务，纳税人还需要为了公共服务额外交费或税，可称之为二次交费（税）。比如前面提到的房地产的例子，土地资源本是国有，国民并没能从土地流转中直接获益，还要为房价暴利付出代价，其中的利润为房地产商以及部分腐败官员中饱私囊。高房价中还包括了各种用于公共服务的税费计60多种，除了购房款之外还要交契税，这些税款往往占了房屋首付款的大部分。此外，出租自己的房屋还要交“综合税”。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图书馆应该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其建设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款，但是纳税人要想复印图书馆里的书用于学习目的，却要付出远远高于成本价和市场价的复印费。公共服务部门通过垄断资源牟取了暴利。

第五，与公共服务的捉襟见肘相比，却是庞大的公务支出。近年来公务员工资涨幅较大，行政业务支出也不菲，还有各种招待费、出国考察费等等，许多政府部门还为公务人员提供早餐、午餐、蔬菜水果供应、服装、洗衣服务等等。根据程王月和马庆钰的统计，按照公务员管理局所说的各级党政机关637万公务员、2903万事业单位人员和1000万退休人员（实际人数绝不止这些）当年的工资8000亿支出，以及福利支出、各类会议和培训支出、办公设施的维修和更新换代、几千名省部级以上离休人员的特需支出，我国各类管理机关自身开支占年度财政支出至少要在30%以上。

第六，金融市场的不健康。在低工资的情况下，人们还可以通过金融投资增加收入。但是我国的金融市场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在股票市场上，庄家操纵的现象并不少见。对股票的专业分析甚至不如一个内幕消息。股票市场总是忽高忽低，缺少持续的良性增长，购买股票甚至比买彩票风险还大。有人被股票深深套牢，有人却因内幕消息而获得巨额利润。上市公司再融资演变为恶意圈钱。据统计，从1995年至2005年，发生资金闲置事件的数量共570起，涉及上市公司524家，平均每年发生53起，1995到2005年间共闲置资金580.8亿元，平均每年54亿元，显示公告披露变更投资方向的上市公司中约有1/4的募集资金被闲置。

第七，暴利（力）行业的存在。由于法治不健全，许多人通过生产假劣伪冒商品而获取暴利。从三鹿奶粉到地沟油，许多行业都有自己获取暴利的潜规则，更加日常的行为见诸各种霸王条款，消费者只能默默接受。法治不健全，还给了诈骗以空间。有些行业基本上就等同于诈骗和打劫，这些行业不仅仅是暴利，而且是暴力，他们同时也败坏了社会的道德和信任。这些行业的存在多少都受到了地方政府的保护，比如三鹿奶业。

第八，以上各项或多或少都与权力的腐败以及不受监督有关。腐败收入本身就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方面。权力腐败直接与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领域相关。仅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5548起，涉案金额39.1亿元。权力腐败使得市场竞争环境恶劣，没有关系和背景的人无法公平地从事竞争，专业知识无法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起主要作用，这种情况使得道德败坏，许多人削尖脑袋拉关系，而不是把更多精力用在提升专业能力上。结果是，我现在的分配体制既不利于公平，也不利于效率。在这种环境下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第九，家族利益的形成。经过数年的发展，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家族利益都开始形成和固化，出现了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中国人一直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古代是通过科举，现代是通过高考，不说光宗耀祖，也能获得体面的工作。但是现在的教育越来越等级化和贵族化，从幼儿园开始，家长的社会地位就决定着孩子所上学校的优劣，家长的官职大小决定着孩子在学校里是大队长还是中队长，是市三好还是校三好。而即使是读了大学、硕士、博士，又面临着就业难，同样需要关系。无法通过教育和专业能力获得公平的竞争起点、参与公平的竞争过程，将使分配不公问题恶性循环，甚至引发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