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19日，《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的作者茅于轼、赵农两位老师做客搜狐，详细介绍了这本书的主要结论，并与现场的嘉宾就粮食安全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下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发言实录：

　　土地资源应由市场配置

　　赵农：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和各位专家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这个课题做了一年，并接受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课题成果的形式是一个主报告，八个分报告。报告发布之后，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并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很多读者提出了不同的问题，我们认为有义务把报告的一些重要内容以问答的形式向公众做出解释。所以，这本书既建立在我们研究的基础之上，也是对公众许多问题看法的一种解答。既有主报告里面的一些内容，也有8个分报告中的一些内容，作为回答问题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此，非常感谢党国英教授、郑振源老师、卢锋教授等在报告修改过程中对我们的重要帮助。

　　中国粮食安全与否，首先要从全球或国际的角度来考虑。如果土地、水资源相对于人口来讲存在着紧张，即粮食生产是一种资源约束型经济，则有理由说，市场配置资源的恰当性应当受到置疑。现有的资料证明，目前粮食生产仍然是需求约束经济，而不是资源约束型经济。理由何在？全球几十年来粮食的播种面积基本上是7亿公顷，占到全球耕地面积的50%左右。并且长期稳定在这样一个水平。播种面积只有耕地面积的50%，有大量的耕地还没有完全应用在粮食生产上。西方有很多土地在用于种草和环保。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对于全球来讲，这种需求还不足以使这种资源完全用于农业方面。或者说，将这些耕地用于农业生产，还存在着不经济性。土地既有农业方面的用途，也有工业和建设方面的用途，而且还有环保方面的用途，它是一种多用途的资源。土地使用或配置，究竟是依靠计划手段完成还是依靠市场手段完成，其使用与配置效率是大不一样的。

　　显然，我们原有的政策基本上是从计划方面进行考虑的。政府给出一个底线，原来是21亿亩耕地红线不许突破，以后就退到了18亿亩。近来农地调查发现，实际的耕地面积比原来测算的耕地面积要多一些。这使紧张的情绪得到一些缓解。我认为缓解与否和问题本身关系不大。我们所关心的关键问题在于，需不需要一种计划配置土地的方式来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其次，粮食安全在中国究竟是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或者说是否构成问题。而我们的研究结果不支持原有的这些看法。

　　另外，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谷物方面一直是一个净出口国。现在对于广义粮食的净进口基本上来源于大豆。中国净出口稻米，净进口小麦，玉米有时候净出口，有时候净进口。中国基本上每年都有大量的农副产品出口，比如猪肉、牛羊肉、家禽、水产品、药材、蔬菜，这些都是要消耗农业资源的。如果说我们进口大豆，而肉类和水产品又出口到国外，严格地讲，并不是国民消耗了所有的进口大豆，应当从进口方面予以扣除。这样，中国真实的粮食缺口没有那么大。诚然，对于真实缺口的测算还有待于我们今后的努力。

　　总之，城市化和工业化尽管能够消耗我们的土地，使我们的耕地在一定范围内减少。但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可能会使资源得到更好、更集约的利用。我现在用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来做判断。假如中国还需要5亿人进城，每平方公里承载五千人口。如果农民从农村到城市，他的宅基地未能得到重新利用，即假如工业化使用的全部是耕地，在这样的极端情形之下，也只需要消耗1.5亿亩土地。这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于土地的消耗并不是无限制的，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中国这样大规模城市化总有一天能够把耕地消耗完了，这肯定是不对的。广大农村的人口是相对稀疏的，人口集中在城市，怎么能够把土地消耗完呢？

　　国人对于粮食安全怀有较高的警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发生的饥荒，一举夺去了三、四千万人的生命。那是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各种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能得到发挥，粮食征收的比例又很高，粮食流通受到计划体制的阻碍，人口又不能得到自然迁徙和流动，所以面对饥荒只能坐以待毙。这种事情我们更应该从制度层面加以理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