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河北香河县政府违规圈地事件，已成为土地流转过程中“以租代征”的典型性案例。包括香河县县长在内的9名官员被处理，似乎并未震慑一些地方的违法用地行为。近在咫尺的北京房山区周口店，近日被曝再现香河式圈地，500亩土地秘密被征。

　　何谓香河式圈地？简单些说，一边是60至80万元/亩的土地出让价格，另一边则是1150元/亩的农民土地流转补偿。周口店圈得的大片土地出让预期价格是多少，媒体没有测算，但这些地主要用来开发房地产，土地出让价必然会高于香河县。仅此一项，周口店镇乃至房山区的土地财政会赚个盆满钵满。

　　按照征收政策，周口店云峰寺村每亩土地应补偿村民15万元，而按照现在的流转合同，村民得到的补偿则是每亩每年1200元。根据土地承包期剩余17年计算，每亩土地补偿合计20400元。村民计算的结果是，承包地流转后每人每天补偿只有1.64元。“不要说吃饭，只够喝瓶矿泉水。”

　　面对低得离奇的补偿标准，部分农民居然会签字同意。周口店是我们祖先居住的土地，“北京猿人”的后裔们智商果真低到这步田地？非也，村民代表是在镇政府工作人员诱骗之下稀里糊涂地签的字，500亩土地秘密被征收。但周口店镇政府拆迁办主任徐彦波竟不耐烦地对记者强调：“愚昧的村民，给多少钱都不够。”

　　在徐彦波主任的眼中，当地农民一是愚昧，二是贪婪，总之是不屑的。土地被拿走后每人每天的补偿只够喝瓶矿泉水，这在拆迁办主任看来也是一种贪婪，其逻辑起点荒谬至于斯，只能说明这名基层官员有周扒皮的特质。而从7月3日开始，周口店镇云峰寺村将进入强制拆迁阶段，只要政府决心强拆强征，无不所向披靡。用不了不多久，大批房地产开发商将云集于此，这里必将成为一片土地开发的热土。

　　实际上，土地违法流转不仅仅存在于香河，也不止于北京周口店。数据显示，2007年前的十年，全国土地流转年均增长14%。2008年土地流转猛增70%，2009年再增50%。在地方政府与开发企业的合力推动下，目前全国已累计流转1.7亿亩以上的土地，超过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2%。土地流转所获补偿的卑微与政府高价卖地之间的“利益鸿沟”如此惊人，地方政府何其精明，失地农民何其“被蒙昧”，徐彦波主任一语道破天机。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特别流行“弱智”一类的词汇。对于瞧不起的人，我们脱口而出的往往是“弱智”、“愚昧”、“白痴”或者“低能”。徐彦波主任骂村民愚昧，显然不是赶时尚用语的潮流，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背景。一直以来，公共管理精英们都以一种非常傲慢的姿态面对农民，把农村人的智商看得非常低。比如，一个官员可以理直气壮地封堵农民上访，认为允许其上访会影响稳定；一个矿主可以断然拒绝给予农民矿工较高的死难赔偿，认为贫穷的矿工会为了高额赔偿而抢着去“送死”。一个城市管理者可以理所当然地对进城农民设置种种障碍，认为敞开城市大门会“天下大乱”。在他们眼中，农民是愚昧无知的，极端缺乏判断力，只能被动地等着精英们开出的药方。

　　其实在我看来，普通农民也一样充满聪明才智。大的不说，比如玩扑克牌，只要对方发两三张牌，有的人就能准确能推断出对方手中其他牌点，这绝对可以让一个数学教授目瞪口呆。比如一个捕鱼能手，他能根据水田里的一个泥洞的外观和形状，准确地判断出下面有没有黄鳝，并且通过一两个简单的动作，就能让深藏淤泥的黄鳝手到擒来，其对于当地鱼类习性的了解，绝对要超过任何一个生物学教授。

　　而低估农民智商，成为某些公共管理精英的一种习惯。交通肇事死亡赔偿案中，因为死者是农民，其家属得到的赔偿金额仅为城镇居民的几分之一，农民几条命才抵城里人一条命。在选举权问题这个最重大的政治权利问题上，人大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这就是说，四个农民抵一个城里人。仔细想想，这些规定的支点，无一不是建立在“农民愚昧”的习惯认知之上。

　　将农民与愚昧划等号由来已久。建国后，为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强制建立起城乡二元结构，以牺牲农村、农民、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和城市。但是在这种阶段性发展结束之后，甚至在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主要经济体之后，我们并未放弃这种一边倒的政策倾斜，废除被无数人诟病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反哺农村，而是利用“城市化”，对农村进行二次掠夺。这难道不是因为在扭曲的二元分割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在集体潜意识里，农民一直被贴着“愚昧”的标签？

　　当低估农民智商成为一种习惯，香河式圈地便高歌猛进，一发不可收。面对城乡土地二元管理制度所伴生的土地高额溢价，如何分配、谁能成为土地溢价的真正主人，这也决不是香河和周口店所要面对的命题。解答这个命题，可以从转变政绩观、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和财税体制等多方面着手，但周口店镇政府拆迁办主任的一句大实话提醒我们，眼下最需要做的，是从骨子里扭转对于农民的习惯性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