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香港人来说，黄瀚泓的观点有点出人意外———香港城市发展的商业化烙印并没有刻在他的身上，相反，见惯高楼大厦的他，提起这种城市规划显得有些恨恨的。“香港就是太商业化，老房子全部拆光。近几年有人开始呼吁保护。不过，这种保护单有外壳的保留，没有内容。即便有，也是沦为了吃喝玩乐的场所。”

　　在城市化进程被鼓吹并夸大的今天，在强拆愈发成为社会问题的当下，城市历史已然成为不少城市光鲜外表的牺牲品。连三、四线城市都恨不得推平城市，一下子建起100层高楼，虚荣让不少城市没了根。

　　“香港的土地政策是不可取的，这是在香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案例，如果哪个城市要取经香港则会失败。香港土地太稀有了，政府习惯拿高地价作为财政收入。假如一个城市的主要收入是靠土地成本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自己不断地推高地价，而产业没法发展，城市内没有实业支持。这就像是在吸毒，越吃毒品越多，而城市实际在衰弱。”黄瀚泓说，“现在很多内地的城市在吸毒。”

　　盲目建设创意产业园，其实是为城市制造疮疤

　　黄瀚泓对于城市历史的钟爱不仅限于新天地。2003年，他由于自己需要用办公室，将目光瞄准了卢湾区的7栋破旧厂房，用8座桥将其连通，并称之为“8号桥”。他没想到的是，项目完成之后，这里不断地迎来参观考察之人，被称为“创意产业园鼻祖”。

　　“这个8号桥从设计的创意到创意产业的积聚，都显示了创意的魅力。这里聚集的是被称为生产幸福的2.5产业。2.5就是介于二产与三产之间，将生产里面的设计、展示留在这个城市。”黄瀚泓说。

　　事实上，当下中国每每提及创意产业园区，就会将之吹捧为城市文化的新绿洲，城市文化的新表情。似乎有了创意产业园区，城市就会拥有了文化的脉搏，就贴上了创意的标签。不过，对2004、2005年起席卷各大城市的这一创意产业园风潮，黄瀚泓并不看好。“产业聚集的发展会有一定的限量，不能不断地无限地有。很多创意产业园成了酒吧与餐饮企业聚集的消费场所，有些则是产业聚集后又空置，成为城市中的疮疤。创意产业园必须有招商与运营能力。”黄瀚泓说，“首先这种创意园区不是所有城市都能做，只有北京、上海、深圳这几个有创意人才储存量的城市才有需求，现在很多三线城市都在追风做创意园区。其次，关键不在于创意与否，最关键在于产业聚集，要在不同的城市针对适合发展的产业中有高价值的部分进行聚集，产业园需要与下游对接。它存在的位置也需要城市中其他商业、住宅配套的支持。最后，需要有专门的运营中心，跟政府申请资金扶持，推广宣传，保持园区内企业知名度，让其可持续发展。”

　　大城市的发展多不均衡，新市镇或可解此顽疾

　　越是见多了高楼大厦的人，越是追求低密度的人性化人居环境。黄瀚泓亦是如此。在他看来，最舒服的城市不是高楼大厦的香港，而是大城市周边的市镇。

　　“法国南部就有新市镇。低密度，居民也不是穷人，都是有教育有文化的人。在小市镇中也有商业街、办公、银行，生活方便闲适，有着当地盛产的薰衣草产品，也有精品酒店。不管是长期居住，抑或是周末度假，都是舒心的地方。城市发达的交通网让回归城市也方便。我现在的计划就是创造一个如此的微型城市。”在外人看来，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人就是这么幸福。可以按照自己想法、观念去创造城市，而不只是将这些看法停留在口头笔尖的理论探讨，抑或是将对城市的批评发酵成不满的牢骚。事实上，黄瀚泓的这些设想完全是建立在他当年在香港学习会计以及此前市场营销工作所练就的冷静、理性、严谨的思维逻辑。

　　“大城市的发展将会带来很多问题。例如，香港发展的弊端就是存在着像天水围、半山这样的两极分化。居住在天水围这些地方的人周边没有就业机会，需要乘坐交通工具前往，交通成本高，又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回家晚孩子没人看管，城市商业中心、住宅区分就会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多建马路是没有用的，而是要将人分散到各个地方。”黄瀚泓说，“而新市镇则是依居在这些大城市旁边，拥有自己的产业，这不是单一产业，而是产业链，上下游都聚集在一起，配以住宅、商业配套、生活配套、旅游配套……”

　　事实上，这种想法已经在进行中。在上海，黄瀚泓与手工艺、设计产业合作推出了朱家角“水都南岸”。他表示，在北京，打算与电影产业合作，在深圳，打算与深港两地的创意设计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出具有独特产业与社区风情的微型城市。一场由黄瀚泓城市观念编程的现实版Sim City正在“游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