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认为农地流转会导致粮食安全问题的人们心中，有两个前提是不言自明的。其一，农民人数减少会导致粮食减产；其二，土地流转导致的基本农田减少，会直接导致粮食减产。

　　认为有必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农民，从而维持工、农业的相对“平衡”，保障本国的粮食供应的思维，在西方社会工业化初期曾出现过。这种被哈耶克称为“战时体制思维”的农业政策导向，后来被工业化国家纷纷摈弃。

　　科技的进步、国际粮食市场的建立和交通方式的进步带来了物流业的勃兴，令粮食这个可再生物的易得性大大提高。此后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不是粮食短缺问题，而是人均粮食消耗量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需求无弹性。

　　在此情形下，若农业部门就业人数不减，就会面临收入停滞不前的风险。因此，减少农民数量，不仅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要求，也是农业部门自身的迫切需求。

　　现代社会中，认为粮食产量与种地人数多寡有关，在经济学意义上已是笑谈。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人数一路减少，粮食产量大幅上升后稳定维系在一个水平线上，即为明证。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的长期现实，不断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至于土地流转导致基本农田减少与粮食减产的问题，情形相对复杂一些。毋庸置疑，土地流转肯定会导致基本农田减少，但除了这点能确认，其余的相关问题都充满不确定性。

　　比如，农田总量减少到什么程度，便不会再被农田单产的提高所对冲？土地红线是由此而确定的吗？除了田亩数目和单产的考虑，有没有考虑到诸如流通体系的顺畅程度、农民种粮积极性、国际市场粮食供应等诸多变量？在红线之内，那些因农民无种粮积极性而导致的抛荒，是否该被扣除？

　　再如，如果真的放开土地流转，会导致农地面积急剧缩减吗？难道会出现“省省广深珠，处处苏锡常”的景象吗？如果我国有着这样被压抑的城市化动力，为何内需如此疲弱，在中央地方多番利好政策刺激下依然不举？

　　事实上，导致农业用地减少的原因不仅仅是工业和城市用地的增加，各地政府为政绩搞的“面子工程”，更是侵占基本农田的罪魁祸首。而他们之所以轻易得手，恰是因为正常的土地流转市场匮乏。

　　一个没有公开交易的场所，没有市场定价机制，交易过程及结果不透明的土地转手过程，不能土地流转，而只能被视为官家对百姓的强取豪夺。也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守住这样那样的红线谈何容易，而为落实这样的目标，有关部门只能依靠反腐战役中功能发挥尽至的功能性框架，其成效如何，不问已知。

　　最令反农地流转派郁闷的是，在农地流转最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面临农业人口与农业用地双减少，居然成为中国最不担心粮食问题的地区，那里居然还成为中国粮食走私出口的漏斗，而没有出现就地抢粮的局面。

　　在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后，珠三角和长三角终于一举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局面。不仅不必依赖所在区域的粮食收成，还敢对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粮食说“不”，比如他们认为东北的粮食长途奔袭，运输成本太高，因而导致价格不合适。相比之下，他们宁愿从海路购买越南、泰国的大米。

　　这一进口大米的路线，还是清朝康熙年间开辟的。由此可见，我国便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满足自己所需。顺便可以提出的是，此后成为常态的大米贸易并未因鸦片战争而中断，而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饥荒，也没有一次是因为国际粮食禁运所致。